她的声音不高，但吐字清晰，在安静的田野里传得很清楚，

“我们在田块内按‘五点取样法’选取样点，每个样点连续取样四株，避开田边效应。所有取样植株都编号、记录原位，并已补种标记，收获时可进行复核验证。”

她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预测模型是基于前三年本地马铃薯品种的‘块茎直径—最终重量’回归关系建立的，相关性达到0.91。当然，最终产量以秋后实测为准，这只是一个基于当前长势的科学预估。”

徐副主任盯着她：“你是苏晚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些方法，都是你设计的？”

“是在学习老职工经验基础上，结合书本知识和本地条件，通过反复试验摸索调整出来的。”

苏晚的回答严谨而谦逊，

“团队每个人都贡献了智慧，尤其是曹大爷，他几十年的经验为我们避免了很多弯路。”

站在人群边缘的曹大爷，原本绷着的脸，听到这句话，微微松动了一下。

徐副主任不再问话，而是径直走向田埂。他朝苏晚招招手：“你过来。指给我看，具体怎么个‘精准’法。”

接下来的半小时，变成了苏晚的田间技术讲解课。

她没有用任何稿子，也没有背诵准备好的说辞，就像平时给石头、孙小梅他们讲解一样，从一块田走到另一块田，随手拈来都是实例。

讲到行距株距，她让人拿来卷尺，现场测量对比：

“传统方法行距宽窄不一，株距也随机，导致植株间竞争光热水肥不均衡。

我们通过试验，确定行距70厘米、株距35厘米是最优解。这个距离下，封垄期正好能形成完整冠层，最大限度利用光能，又保证通风，降低晚疫病风险。”

她蹲下，用手扒开土层，露出马铃薯的匍匐茎和小块茎：

“您看，新方法田的块茎形成位置集中，大小已经开始分化，但都很均匀。

传统田的块茎，有的太深，有的太浅，大小悬殊。

这和播种深度一致性、出苗整齐度直接相关。”

讲到水肥管理，她指着田头几个埋了一半的陶罐：

“那是我们自制的‘土壤水分张力计’，罐里是多孔陶头，通过观察水分上升情况，判断土壤含水量。

我们不按固定天数浇水，而是看作物实际需要和土壤状况。肥也一样，根据植株叶色、长势动态调整，不搞一刀切。”

她甚至带来了几个笔记本，不是后来整理的那种，而是田间原始记录本。

上面用铅笔、圆珠笔密密麻麻记着每天的温度、湿度、日照时数、植株形态描述、甚至还有手绘的叶片形态变化草图。

字迹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还沾着泥巴，但每一项都标有日期和记录人。

“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。”

苏晚翻开一页，上面是孙小梅歪歪扭扭但极其认真的字迹：

“7月28日，东区第三行第5株，下部两片叶出现浅黄色斑点，疑早疫病初期，已标记，单独喷施波尔多液。周边植株未见异常。”

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叶片示意图。

真实。扑面而来的、不容置疑的真实。

徐副主任一页页翻着那些笔记本，手指抚过那些沾着泥土、汗渍甚至偶尔有蚊虫尸体的纸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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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翻得很慢，有时停下来，问一句：“这个‘叶色卡比色法判断氮素丰缺’，具体怎么操作？”

苏晚就详细解释，如何自制比色卡，如何选择标准叶片，如何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比对。

“这些方法，都不需要昂贵仪器。”

苏晚最后总结道，

“关键是建立观察的习惯，理解作物生长的逻辑，然后因地制宜找办法。我们的目标，是让普通职工都能掌握，都能用得起，用得上。”

徐副主任合上笔记本，抬起头。

他的目光再次扫过那两块对比鲜明的田地，扫过那些朴素但充满力量的图表，扫过苏晚和她身后那群同样年轻、同样晒得黝黑、眼神里透着专注和笃定的队员们。

良久，他长长吐出一口气。

“好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很重。

然后他转向马场长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今天第一个舒展的、发自内心的笑容。他用力拍了拍马场长的肩膀，拍得老马身子都晃了晃：

“老马！你们这个‘样板’，立得好！立得硬！”

他的声音提高了，带着军人特有的铿锵，在场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：

“我看了多少‘样板田’！

有的红旗插得比庄稼还密，标语写得比技术规程还长，台子搭得比看戏台还高！

可蹲下来一看，苗是苗，草是草，该啥样还啥样！

那是糊弄鬼呢！”

他手指向苏晚的田：

“看看这个！不要花架子，不要虚排场，就把最真的东西摆出来！

好就是好，差就是差，数据说话，事实说话！

这才叫‘样板’！

样板不是演戏的台子，是推广技术的模子！

要让人看了能学，学了能用，用了能增产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