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盟成立后的第七天，冰洁在苏黎世酒店的会议室里收到了预警报告。

“过去72小时，三家中型供应商退出联盟，”她将数据投屏，“表面原因是改造成本过高，实际是——”她调出供应链图谱。

“他们的欧洲客户被单独承诺了过渡配额，条件是切换至‘欧盟认证的绿色供应链’。”

那些断裂的连线在屏幕上刺眼地红着。

陆彬站在窗前，看着利马特河上的游船：“分化策略见效了。但我们不能只防守。”

手机震动，李文博发来一份分析报告：

过去五年，欧盟清洁技术对华出口增长47%，但核心研发仍集中在慕尼黑、哥本哈根、埃因霍温三大集群。

“他们输出设备，不输出算法；卖解决方案，不开放底层逻辑。”

“那就把研发中心建到他们隔壁，”陆彬转身，“不是销售办事处，是真正的研发——高薪聘请当地工程师，与大学共建实验室，参与欧盟地平线计划项目。”

冰洁迅速调出地图：“选址需要满足三个条件：靠近技术集群、有高校资源、政治环境允许技术合作。”

慕尼黑、哥本哈根、米兰符合要求，但……”

“但什么？”

“但我们需要一个理由，不让这看起来是战略对抗。”

冰洁点开一份内部备忘录：“欧洲媒体已经开始渲染‘中国碳联盟是绿色保护主义’。”

门铃响了。艾伦带着一身晨露走进来，手里拿着刚出版的《金融时报》，头版标题赫然写着：“中国的碳棋局：数据还是武器？”

“我昨晚见了欧盟贸易总司的一位老朋友，”艾伦将报纸放在桌上，“他说，如果你们的研发中心只为中国企业服务，这就坐实了对抗叙事。但如果——”

“如果向欧洲中小企业开放，”冰洁接话，“共建研发，共享专利。”

艾伦点头：“而且第一个中心应该在东欧。”

房间安静了一瞬。

“斯洛伐克，”陆彬突然说，“靠近德国汽车集群，有成熟的工程师群体，当地政府正在推动绿色转型——最重要的是，那里需要投资，需要技术转移，不会把这看作威胁。”

三天后，陆彬和冰洁飞往布拉迪斯拉发。

接待他们的是斯洛伐克经济部副部长伊万娜，一位四十岁出头、说话直接的女官员。

“我们看过石狮的全息仪式，”她在车上就说，“很震撼。但斯洛伐克要的不是一场秀，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和技术沉淀。”

“所以我们要建的不是研发中心，是研发集群，”陆彬调出规划图。

“第一期：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材料实验室，与当地钢铁企业合作，研发低碳高强度钢材。”

“第二期：纺织业废水处理中试平台，把中国化工企业的膜技术，与欧洲的监测算法结合。”

伊万娜眼睛亮了：“就业岗位？”

“首期87个研发岗位，60%本地招聘。但更重要的是。”

冰洁补充，“我们会要求入驻的中国企业，必须将年营收的3%投入本地研发——白纸黑字写进投资协议。”

考察团来到规划选址地——一座废弃的机械厂，墙上还留着社会主义时期的标语。

冰洁走过生锈的流水线，忽然蹲下，拾起一枚锈蚀的齿轮。

“这里适合讲故事，”她轻声对陆彬说，“把旧工业的遗产，变成新绿色的起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