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这时，朱允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寂静：

“孤有一问，要请教赵尚书：除田赋之外，国库岁入，其余诸项来源几何？各自占比多少？”

赵勉定了定心神，答道：

“除田赋外，盐课为最巨，岁入约可折银两百五十万两上下，几与南方数省田赋相当。

茶课次之，岁入约四十万两。

商税全国汇总，不过三十余万两。其余诸项，更是零散。”

朱允熥问道：“商税竟不足盐税八分之一，是否太低了？”

赵勉答道：

“商人流动性大，课税本就不易。本朝首重农耕，商贸萧条，即便商税税率加一倍，也不过是从蚊子腿变成苍蝇腿，没太大意思。”

朱允熥手指在案几上轻轻一点，说道：

“赵部堂，变更田赋制度，牵涉太广。盐茶之课，亦有成例。唯独这商税，似乎大有所为。＂

赵勉沉吟道：“殿下，增加商税，容易引致商贾怨怼。

地方胥吏借此勒索，反而扰乱民生，实在有些得不偿失。

历朝历代，商税皆非税贼多主干，就是因为征税成本太高。”

朱允熥听了赵勉这番话，笑道：

“赵尚书说的，是征现有商税的难处。孤问的，是税基为何这么小。“

赵勉默然无语，还能为什么？全是太上皇的主意呗！

立国之时，为了休养生息，稳固根本，定下诸多律例章程，将天下万民，摁死在农字上，处处设限，商贾难以壮大，令货殖难以畅流。

朱标眉峰微动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朱允熥道：“儿臣翻阅洪武年间各类诏令，感慨颇深。

庶民许穿何等布料，营造宅子的尺寸，皆有定数。何人可用轿，何人许骑马，泾渭分明。

一个富商，连一身杭绸都不敢穿戴，怕被指僭越。想修一座宽敞的宅院，却碍于规制，只能将就。

金银财帛，除了埋入地窖，就只能偷偷购置田产，而这又往往卷入诡寄、投献之弊。长此以往，经商致富的乐趣何在？”

赵勉若有所思，傅友文则露出惊讶神色。蜀王朱椿放下了茶盏，凝神细听。

朱允熥总结道：